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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殷墟景区”微信公众号）

3月21日，202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在郑州揭晓。经过专家评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5个考古发掘项目最终被评为202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论坛现场

本次论坛还新增了年度河南考古人物评选。当选为“2022年度河南考古人物”的马俊才，主持发掘的南阳黄山遗址在2022年分别入选2021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六项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资深考古人，他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先后五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介绍，从202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参评项目文化内涵来看，涉及文明起源、夏文化、商周文化、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都城与城市考古及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对中华文明探源探究，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位于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经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了“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初步显示了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居中的“九宫格”式布局框架，并据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的情况，推测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

因此，自202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进行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同时，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发现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出有铜器、玉器的墓葬，附近还有多座非正常墓葬，且其墓主并非身份最低人群，均为以往较少发现。

此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多处性质不同的手工业作坊遗存，均为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包括疑似制漆作坊、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

这些新发现揭示了二里头都邑为宫城居中、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暗示当时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

2021年6月至2023年2月，为配合郑州市基本建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紫荆山路东侧、东大街南侧、书院街北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000平方米。发掘各类遗迹1710处，遗迹年代涵盖商代、战国、汉代、唐宋及明清各时期（唐宋时期的部分遗存或与唐代开元寺相关）。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结构示意图。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供图

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即发现了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商代遗迹，包括书院街商代白家庄期贵族墓地和灰坑、建筑基址等。

书院街商代白家庄期贵族墓地地处郑州商城内城东南，距东城墙约450米、南城墙约200米，现存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墓地由壕沟、墓地通道、甲组墓葬（商代墓葬28座，均为土坑竖穴墓，按照其分布区域、排列方向、时代关系等分为甲、乙两组）及祭祀坑等组成。

考古人员在两条壕沟内发现多次开挖或疏浚现象。在壕沟中，他们还发现了人头骨、墓葬（人牲丛葬坑）、牛角坑、猪坑等多处祭祀现象。

16座甲组墓葬，时代为白家庄期，近南北向排列。其中铜器墓3座，随葬品有毁器现象，其余墓葬不见随葬品及棺椁。墓地主墓M2扰动严重，不见葬具，墓室北端残存朽化严重的胫骨等，墓底见有朱砂痕迹及六处殉狗坑，随葬铜器、玉器、金器、箭镞、贝币、绿松石以及黄金绿松石牌饰等200余件。

M2墓葬出土的部分器物分布图。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是郑州商城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

书院街墓地是一处结构清晰、功能完备、具有兆域性质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专家认为，结合先前的三处白家庄期铜器窖藏坑等遗存，该墓地的发掘对研究郑州商城的使用兴废、商代王都与小双桥的关系、夏商城址建制、商文化及“中华文明探源”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墓地兆沟的确认将先秦兆沟的历史提前至中商早期，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兆域制度、贵族丧葬体系而言具有明确的开创性。同时，本次考古发掘不仅为认识书院街墓地的性质、都城建制、郑州商城功能与布局等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大大改变了以往对郑州商城东南区域规划历史布局的认识。

此外，专家指出，M2墓葬底部6处殉狗坑开启了商人极具特色的殉狗文化，随葬品形成了中商早期丧葬礼制完备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组合，特别是金、铜覆面与金泡等是商代早中期墓葬考古的首次发现，为探讨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来源及中西文明交流提供了确切依据。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2021—2022年，为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和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在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开展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并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点发掘。经过近两年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商王陵及周边遗迹分布图（上为北）

2021年8月—202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对商王陵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勘探面积达239800平方米，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遗存。

发现商周时期土坑竖穴墓165座，另有37座需再确定。

路沟一条，为干道的路沟。沟口部宽超过10米，南北长超过1200米，从武官东地向北延伸到小营东地，中间发现十字路口2个，南头南距离洹河100米。还有围沟2条，东西相距40米，各发现缺口两个。东围沟(G1)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围合平面近正方形，沟的宽度不一。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

发现王陵区围沟以东350米、以南600米的扇形区域为空白区域，没有发现灰土，只发现后代的墓葬。

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形制与以往考古发掘的殷墟时期祭祀坑基本相同，口部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方形坑，还有长方形巨型坑，均探出骨骼，不排除少数为墓葬的可能。

在王陵公园以西探出巨型沙坑，东西440米，向西没有探到头，南北超过360米，深11米出水，未能再探。在王陵公园以北、西方向发现晚期墓葬，没有发现其他现象。可知王陵区西、北界以围沟为界。在王陵区西部以南发现西周遗址，北边到大墓边，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第一发掘地点探方内G2与西周早期F1、M1的打破关系

2022年选取四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其中第一地点在G2南段上，第二、三地点分别在G1南段偏西部位、西段缺口上，第四地点在G1东段内的祭祀坑区，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发掘所见遗存年代涵盖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等时期，商周遗迹包括商代晚期围沟2条、祭祀坑31座，西周时期房址3座、墓葬2座和灰坑109座。

G1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G2被西周早期的M1、M2、F1及灰坑打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有叠压或打破关系，结合出土遗物，可证G1年代为商代晚期，G2的年代早于西周早期，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推测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

在G1东部（王陵公园东墙外）清理祭祀坑31座，分人坑、狗坑、人与狗组合坑等，以人与狗组合坑最为常见。少数坑中埋青铜器、陶器、玉器、骨器和蚌片等。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殷墟考古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确认了殷墟王陵区陵墓的隍壕，基本搞清了商王陵区的分布范围，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王陵区的范围为东西560米、南北300米。这些发现必将推动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其次，新发掘祭祀坑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资料。再次，王陵区东南方向大面积的空白区、王陵区西侧的巨型沙坑、侯家庄南地宽达百米的沙土带，以及殷墟遗址洹河北岸地区干道的路沟等发现，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殷墟遗址景观的认识，亦为我们提供了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必将推动殷墟大邑商城市区划与功能的研究。最后，王陵区西部面积巨大的西周遗址的发现，亦为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

2022年10月，为配合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东北部小浪底南岸灌区建设项目的建设，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发现一处由三座墓葬组成的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家族墓地。

墓地地处邙山东汉帝陵陵区陪葬墓群内，东南临M683东汉墓园。三座墓葬整体呈“品”字形分布，均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其中M260墓道见天井1个、M261见天井2个，墓道南向，墓室平面均呈铲形。3座墓葬均发现有盗洞痕迹。M260出土随葬器物9件，有陶俑、陶罐、陶碗、小陶盘和铜构件等。M262出土随葬器物40余件，除墓主头部位置发现有铁剪、镜各1件，大多位于棺床南部，均为陶器，种类有壶、罐、盘、碗、仓、灶、井、磨、牛车、镇墓兽、人俑和动物俑等。M261随葬器物置于墓室东部，共计21件，有陶仓、灶、井、磨、碓、人俑、动物俑及铁环。此次考古发现较为特别的是三座墓的葬具，包括两套围屏石棺床及一座石棺。

M260墓室北部置有一围屏石棺床，由4块石屏风、1对石刻子母阙和石棺床组成。每块石屏风各有3幅图像，共计12幅，图像雕刻手法为减地平钑，局部涂朱贴金。图像均有榜无题，屏风西侧为3幅一组的郭巨埋儿故事，东侧为3幅一组的秋胡戏妻故事，后部西侧3幅为墓主人出行仪仗图，后部东侧依次为老莱子、临渊、履薄故事。棺床正面共计11幅图像，内容为畏兽等怪异神兽图像，画像之间有隔界。

M262墓室北部置有一围屏石棺床。M262围屏石棺床结构同M260，但未配石刻子母阙。石屏风未见墓主人图像及榜题痕迹，屏风西、东两侧6幅画像内容均为出行场景，后部6幅均为孝子（孙）故事，内容有董永七仙女、郭巨埋儿、孝孙原榖和伯俞泣杖。棺床上部为高浮雕双层莲瓣，莲瓣全部贴金并有红绿彩绘，下部饰9幅图像，内容为畏兽、翼兽、千秋万岁和兽首衔莲图案，床腿两侧饰狮子，中部为莲花火坛。

M261未见石棺床，但甬道内出土部分石棺头挡残块，推测该墓应该以石棺作为葬具。石棺局部涂朱贴金，初步辨识出的图像有神人、门吏、畏兽等，图像内容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石画像棺图案内容相似。

此次发现的三座北朝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及葬具特征反映了孝文帝迁洛以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以及鲜卑本民族的自身特征，为研究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出土的2套围屏石棺床，为洛阳地区考古首见，石围屏的图像内容见有中原传统的孝子和出行故事，但两套围屏石棺床的图像风格又有所不同，反映了北魏晚期以后绘画风格逐渐由“瘦骨清像”向“雄健饱满”转变的过程。

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时称“州桥”，五代称“汴桥”，宋代改称“天汉桥”，因“正对大内御街”又名“御桥”。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黄河洪水灌城，被泥沙淤埋。

汴河西壁剖面

为加强开封宋都古城保护、深化北宋东京城的研究，自2018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州桥遗址开展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截至目前，州桥遗址共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117处，包括河道、水工设施和桥梁等。

东侧探方的考古发掘情况清楚地显示了自唐至清汴河河道的变化情况。唐宋时期汴河宽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50～10米，河底最深处距地表深度为14.50米，河道中还发现疑似宋代沉船遗存。金代河道逐渐淤没、变窄，金末汴河因遭受洪水而淤没。元代开始在汴河进行“木岸狭河”工程，河道继续变窄。明初期为便于漕运，曾对汴河河道进行疏浚，河道宽度为25～28米，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河道顶部宽度变为6～8米。清代汴河经过了简单的疏浚，河道宽度为13～14米。西侧探方发现了结构基本完整的明代州桥、金龙四大王庙和宋代石壁，石壁最长约23.20米，雕饰海马、仙鹤和祥云。

州桥遗址全景照（西向东）

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推测宋代州桥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现已不存，两侧石壁黏合剂以沙土为主，两岸石壁的氧化物组成、物相组成及含量与荥阳段沟河区域石块极为接近。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本体黏合剂以石灰为主。

州桥是大运河遗产的典型代表，亦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上的重要交通点，其考古发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首先，州桥的发掘对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具有重大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其次，其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最后，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其规模、题材、风格等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来源：河南新闻广播、考古、河南考古

监制 | 徐娜 孔康康  主编 | 户明方  编辑丨王一一